4万亿驱动经济复苏路线图(下)
江蘇巡撫莊有恭,兩江總督尹繼善都是知人善任思賢若渴的好官,李世傑在任巡檢、主簿期間辦事幹練,勇敢機智的故事傳到他們耳裏,莊有恭就將李世傑調來巡撫衙門當巡捕。李世傑接連辦了幾件偷盜、搶劫案後更為莊有恭賞識。為了更加發揮李世傑的才幹,莊有恭上奏兩江總督尹繼善,欲提拔李世傑為知州。當時朝廷有例,從八品的吏員提升到正六品的知州,不僅要政績卓著,還要向朝廷捐納一筆不小的錢款,叫“捐例”。那時的捐官有律令規定,納入國稅上繳國庫。尹繼善和莊有恭知道李世傑拿不出這筆“捐例”,於是二人共同出資,並具奏折曆陳李世傑之才能,為他捐資買了個知州的正六品官,李世傑知道原委後分外感激,拜謝了二位恩師後前往泰州上任,從此走上了仕途之路。勤政廉潔 功勞卓著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李世傑任泰州知州,初到任,就接下了前任州官遺留下的400多件疑案、難案、冤案。當他視察牢獄,目睹囚犯及其親屬的-叫屈,以頭撞地的悲慘情景,下決心維護國法尊嚴,為民-。於是認真審理積案,親自調查重大冤案、假案,每日從清晨忙到深夜。史載“晝夜據案視事”,“不五月而四百餘案報結”。江蘇巡撫和按察使懷疑他草率從事,派員複察所有案件,竟無一件錯判或疏漏。泰州處處能聽到李知州公正廉明的頌揚,都稱他為“李青天”。在泰州五年的時間裏,由於政績卓著,巡撫陳宏謀上奏朝廷,保薦李世傑升任鎮江知府。
鎮江緊鄰南京,是水陸交織,商貿繁榮的軍事要衝。常年駐防的綠營漢軍有三千多人。世傑初到任時,正值朝廷下令撤換駐軍。由於沒有合理的待遇和妥善安置,這批撤減下來的老弱病殘軍士憤憤不平,他們從軍多年,曆經多次戰爭,靠薪餉維持全家老小的生活,裁減後斷了生活來源,又無其它職業謀生,就聚集碼頭要闖官府鬧事。世傑聞訊後帶上幾名衙役親臨現場,對這些士兵進行安撫,同時召集部屬商議解決辦法,妥善安置了這批退役士兵,平息了一場事故,開創了軍事史上“轉業建設”的先河。
乾隆帝下江南巡視,李世傑受上司之令安排迎駕等諸多事務,世傑本著“不擾民,不奢華”的原則,把辦站迎駕之事辦理得井然有序,很得乾隆皇帝的賞識。他還借陪駕之機,以對聯巧奏皇上,替杭州百姓鏟除了人人切齒痛恨的三司八道一批贓官。迎駕南巡成了李世傑仕途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。由於他在乾隆帝心目中留下了勤政廉潔,辦事幹練,機智靈活的印象,乾隆帝南巡回宮後就提升他為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台。
在寧池太廣道任上,他除奸商振興經濟,施鐵腕戒, 禁娼,任職兩年的時間裏,使安徽太平府到廣德縣一帶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,受到巡撫高晉的讚賞。乾隆三十六年五月,升任四川鹽驛道,七月援職四川按察使兼行巡撫職,總理清軍征剿大小金川南路軍的糧餉。軍需處即後勤總部設在打箭爐,即今四川康定縣城。從成都運送糧餉到打箭爐,要翻越人跡罕至的二朗山,或沿大渡河險陡崎嶇的山道,行程近千裏,途經十餘個州縣,運一次糧餉往返要半月多的時間,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。
李世傑擔此重任後不敢有絲毫懈怠,立即籌措了第一批糧餉趕運到打箭爐,保證了正常的軍需供應。他審時度勢,依靠和團結了打箭爐同知符兆熊及時明正土司甲勒參德沁,在他們的大力支持援助下,發展地方生產,振興市場經濟,激勵客商到川中一帶運糧及日常生活必需品到打箭爐銷售,大大緩解了從成都運糧餉的困難。明正土司還組織當地藏民為軍需處送糧餉到大小金川清軍駐地,協助李世傑籌措餉銀伐薪燒炭,在一次運送餉銀途中,由於南路軍將領溫福剛愎自用,兵敗身亡,敵軍趁勢揮戈南下,眼看途中30萬兩餉銀即將落入敵手。李世傑急中生智,利用南下逃亡的民夫,商人及兵士攜帶銀子到打箭爐後,又巧妙地回收入庫。保護了這批財富,充分體現了他的軍事才幹。
在任湖南巡撫和兩江總督期間,他深入民間調查沿河兩岸護堤,築堤防汛情況,任用能吏,身先士率奔波於護堤防汛前沿,組織民眾築堤、護堤。並沿堤種植柳樹以固堤。黃河泛濫,百萬生靈在汪洋大海中漂流、掙紮、呼號,他帶領水師兵將在滾滾洪流中救援百姓。一麵測量水勢,踏勘地形擬訂疏流築堤方案,新築大堤。在這如此浩大的賑災築堤防汛工程中,他宵衣旰食,指揮調度有方,在曆年防汛護堤上留下了輝煌的曆史篇章,也因之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。
他兩任四川總督,明法紀,倡廉政,並且身體力行作出表率,衣食住行分外儉樸,摒除繁瑣禮節,懲治-汙吏,勵精圖治,使飽受大小金川十數年戰亂之苦,經濟簫條,國庫空虛的四川在幾年內恢複了元氣,商貿日趨繁榮,國庫逐漸充盈,人民安居樂業,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。
乾隆55年授職兵部尚書,因年老多病,數次上 書朝廷,得到乾隆帝恩準,於次年辭仕還鄉。
修建書院 重視教育
讀書不多的李世傑在為政期間,深感文化知識的重要,尤其是他在查《滄浪鄉誌》中措詞失當,乾隆帝批評他“文理不通”後,更加促使他在政務之餘刻苦攻讀,砥礪學問,大有長進,以致史家都不得不稱讚他“仕而後學”、“兼資文武”。他深知讀書的重要,每到一地作官,都很重視教育。在任鎮江知府時,帶頭捐資創建“寶晉書院”;任安徽寧池太廣道時,又創辦了“中江書院”,鼓勵百姓送子讀書,為國家培養人才。
他二十多歲離開家鄉,在外地為官數十年,卻時時不忘家鄉父老鄉親。乾隆44年(1779年)回鄉服母喪期間,看到家鄉文化落後,捐資在東門獅山麓下修建了一所書院――文峰書院,首開黔西創辦書院的先河。同時還出資聘請先生教學,購置學田解決書院師生食宿。在他的大力倡導和影響下,黔西有識士紳紛紛解囊,籌資相繼辦起了幾個書院、學堂,推動了黔西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。
就在他因病告老還鄉之前,還念念不忘為家鄉學子請命。他深知貴州偏遠落後,人民貧窮,舉子進京應試,常因路途遙遠,程資匱乏而貽誤考期。更為貧窮的舉子因湊不足沿途盤費而望京興歎,也因之埋沒了許多優秀人才。他麵奏乾隆帝備說其原委,望皇上予以體恤。乾隆帝感其拳拳愛民之心和為國家選拔人才的至忠至誠,立降諭旨:“飭沿途府州縣,凡貴州舉子進京應試,均以火牌(乾廷緊急文書)資送。”這一特殊的待遇一直執行到清朝末年,對貴州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。
他告老還鄉後,不顧年高體弱,為家鄉教育文化傾注了大量心血,把養老金的大部分都捐獻在興教助學,美化家園等方麵。貴州學政洪亮吉專程到黔西看望他,他也不忘興教辦學之事,希望洪亮吉為貴州的教育事業竟心盡力,力爭朝廷的關注和支持。
恭勤賢良 百世留芳
李世傑從一名“捐例”小官到封疆大吏,一品重臣,他非科舉正途入仕,卻能政績卓著,受民眾擁戴和朝廷重用,在乾隆年間的封疆大臣中實屬少見。他仕而後學,兼資文武,政績卓然,在清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。《郎潛紀聞》曰:“黔西李漢三世傑,以巡檢至兵部尚書;廣順劉鬆齊清,以拔貢至總兵;鬆桃楊誠村芳,以吏員取通侯,並天挺異才,兼資文武,皆不由科目進身,時稱黔中三奇男”。
他每到一地做官,都以民為本,重調查研究,實行一係列順乎民意,深得民心的治理措施。他恪盡職守,為政清廉,懲腐治貪決不手軟。當他在鎮江離任時,沿途百姓灑淚相送,稱他為“李青天”。在清代,有史學家把他比喻為漢朝名吏“仇覽”、“朱邑”和西周賢相“召伯、甘棠”。
乾隆59(1794)年,李世傑因病在黔西逝世,前來吊唁者絡繹不絕。乾隆帝諭表“殊堪軫惜”,賜諡“恭勤”並榮封三代,祖、父考妣皆享其殊榮。乾隆帝還書禦祭文紀念他一生的功績,稱讚他為“精良綜事之材”,“重清白愛民之選。苟勤儉以奉,克矢誌於冰霜”,“才稱敏練,性本公廉”……對他一生為官的政績德操作了很高的評價。乾隆60年,經貴州巡撫馮光熊奏請,入祀賢良詞。
李世傑留下的遺著有《世傑奏議》、《家山紀事詩》、《南征草》及幾篇序記,可惜大都遺失。
李世傑(1716――1794),字漢三,號雲岩。生於貴州黔西縣隱者壩(今城關鎮黎明村)。李世傑自幼聰穎好學,喜歡騎馬射箭,廣交朋友,為人豪俠仗義,愛打抱不平。由於其個性放蕩不羈,對四書五經沒興趣,以至多次鄉試都名落孫山。二十多歲時,他作詩諷刺州官而惹禍上身,為了避禍,父親李植為他捐了一個小官,讓他到江蘇富安做事,由於他辦事認真,於乾隆九年(1744年)升任江蘇常熟黃浦泗巡檢。他果斷又能見機行事,辦了幾樁要案後,深受長官賞識,兩年後就升任為江蘇金匱縣主簿。
江蘇巡撫莊有恭,兩江總督尹繼善都是知人善任思賢若渴的好官,李世傑在任巡檢、主簿期間辦事幹練,勇敢機智的故事傳到他們耳裏,莊有恭就將李世傑調來巡撫衙門當巡捕。李世傑接連辦了幾件偷盜、搶劫案後更為莊有恭賞識。為了更加發揮李世傑的才幹,莊有恭上奏兩江總督尹繼善,欲提拔李世傑為知州。當時朝廷有例,從八品的吏員提升到正六品的知州,不僅要政績卓著,還要向朝廷捐納一筆不小的錢款,叫“捐例”。那時的捐官有律令規定,納入國稅上繳國庫。尹繼善和莊有恭知道李世傑拿不出這筆“捐例”,於是二人共同出資,並具奏折曆陳李世傑之才能,為他捐資買了個知州的正六品官,李世傑知道原委後分外感激,拜謝了二位恩師後前往泰州上任,從此走上了仕途之路。勤政廉潔 功勞卓著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李世傑任泰州知州,初到任,就接下了前任州官遺留下的400多件疑案、難案、冤案。當他視察牢獄,目睹囚犯及其親屬的-叫屈,以頭撞地的悲慘情景,下決心維護國法尊嚴,為民-。於是認真審理積案,親自調查重大冤案、假案,每日從清晨忙到深夜。史載“晝夜據案視事”,“不五月而四百餘案報結”。江蘇巡撫和按察使懷疑他草率從事,派員複察所有案件,竟無一件錯判或疏漏。泰州處處能聽到李知州公正廉明的頌揚,都稱他為“李青天”。在泰州五年的時間裏,由於政績卓著,巡撫陳宏謀上奏朝廷,保薦李世傑升任鎮江知府。
鎮江緊鄰南京,是水陸交織,商貿繁榮的軍事要衝。常年駐防的綠營漢軍有三千多人。世傑初到任時,正值朝廷下令撤換駐軍。由於沒有合理的待遇和妥善安置,這批撤減下來的老弱病殘軍士憤憤不平,他們從軍多年,曆經多次戰爭,靠薪餉維持全家老小的生活,裁減後斷了生活來源,又無其它職業謀生,就聚集碼頭要闖官府鬧事。世傑聞訊後帶上幾名衙役親臨現場,對這些士兵進行安撫,同時召集部屬商議解決辦法,妥善安置了這批退役士兵,平息了一場事故,開創了軍事史上“轉業建設”的先河。
乾隆帝下江南巡視,李世傑受上司之令安排迎駕等諸多事務,世傑本著“不擾民,不奢華”的原則,把辦站迎駕之事辦理得井然有序,很得乾隆皇帝的賞識。他還借陪駕之機,以對聯巧奏皇上,替杭州百姓鏟除了人人切齒痛恨的三司八道一批贓官。迎駕南巡成了李世傑仕途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。由於他在乾隆帝心目中留下了勤政廉潔,辦事幹練,機智靈活的印象,乾隆帝南巡回宮後就提升他為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台。
在寧池太廣道任上,他除奸商振興經濟,施鐵腕戒, 禁娼,任職兩年的時間裏,使安徽太平府到廣德縣一帶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,受到巡撫高晉的讚賞。乾隆三十六年五月,升任四川鹽驛道,七月援職四川按察使兼行巡撫職,總理清軍征剿大小金川南路軍的糧餉。軍需處即後勤總部設在打箭爐,即今四川康定縣城。從成都運送糧餉到打箭爐,要翻越人跡罕至的二朗山,或沿大渡河險陡崎嶇的山道,行程近千裏,途經十餘個州縣,運一次糧餉往返要半月多的時間,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。
李世傑擔此重任後不敢有絲毫懈怠,立即籌措了第一批糧餉趕運到打箭爐,保證了正常的軍需供應。他審時度勢,依靠和團結了打箭爐同知符兆熊及時明正土司甲勒參德沁,在他們的大力支持援助下,發展地方生產,振興市場經濟,激勵客商到川中一帶運糧及日常生活必需品到打箭爐銷售,大大緩解了從成都運糧餉的困難。明正土司還組織當地藏民為軍需處送糧餉到大小金川清軍駐地,協助李世傑籌措餉銀伐薪燒炭,在一次運送餉銀途中,由於南路軍將領溫福剛愎自用,兵敗身亡,敵軍趁勢揮戈南下,眼看途中30萬兩餉銀即將落入敵手。李世傑急中生智,利用南下逃亡的民夫,商人及兵士攜帶銀子到打箭爐後,又巧妙地回收入庫。保護了這批財富,充分體現了他的軍事才幹。
在任湖南巡撫和兩江總督期間,他深入民間調查沿河兩岸護堤,築堤防汛情況,任用能吏,身先士率奔波於護堤防汛前沿,組織民眾築堤、護堤。並沿堤種植柳樹以固堤。黃河泛濫,百萬生靈在汪洋大海中漂流、掙紮、呼號,他帶領水師兵將在滾滾洪流中救援百姓。一麵測量水勢,踏勘地形擬訂疏流築堤方案,新築大堤。在這如此浩大的賑災築堤防汛工程中,他宵衣旰食,指揮調度有方,在曆年防汛護堤上留下了輝煌的曆史篇章,也因之受到乾隆皇帝的嘉獎。
他兩任四川總督,明法紀,倡廉政,並且身體力行作出表率,衣食住行分外儉樸,摒除繁瑣禮節,懲治-汙吏,勵精圖治,使飽受大小金川十數年戰亂之苦,經濟簫條,國庫空虛的四川在幾年內恢複了元氣,商貿日趨繁榮,國庫逐漸充盈,人民安居樂業,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。
乾隆55年授職兵部尚書,因年老多病,數次上 書朝廷,得到乾隆帝恩準,於次年辭仕還鄉。
修建書院 重視教育
讀書不多的李世傑在為政期間,深感文化知識的重要,尤其是他在查《滄浪鄉誌》中措詞失當,乾隆帝批評他“文理不通”後,更加促使他在政務之餘刻苦攻讀,砥礪學問,大有長進,以致史家都不得不稱讚他“仕而後學”、“兼資文武”。他深知讀書的重要,每到一地作官,都很重視教育。在任鎮江知府時,帶頭捐資創建“寶晉書院”;任安徽寧池太廣道時,又創辦了“中江書院”,鼓勵百姓送子讀書,為國家培養人才。
他二十多歲離開家鄉,在外地為官數十年,卻時時不忘家鄉父老鄉親。乾隆44年(1779年)回鄉服母喪期間,看到家鄉文化落後,捐資在東門獅山麓下修建了一所書院――文峰書院,首開黔西創辦書院的先河。同時還出資聘請先生教學,購置學田解決書院師生食宿。在他的大力倡導和影響下,黔西有識士紳紛紛解囊,籌資相繼辦起了幾個書院、學堂,推動了黔西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。
就在他因病告老還鄉之前,還念念不忘為家鄉學子請命。他深知貴州偏遠落後,人民貧窮,舉子進京應試,常因路途遙遠,程資匱乏而貽誤考期。更為貧窮的舉子因湊不足沿途盤費而望京興歎,也因之埋沒了許多優秀人才。他麵奏乾隆帝備說其原委,望皇上予以體恤。乾隆帝感其拳拳愛民之心和為國家選拔人才的至忠至誠,立降諭旨:“飭沿途府州縣,凡貴州舉子進京應試,均以火牌(乾廷緊急文書)資送。”這一特殊的待遇一直執行到清朝末年,對貴州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。
他告老還鄉後,不顧年高體弱,為家鄉教育文化傾注了大量心血,把養老金的大部分都捐獻在興教助學,美化家園等方麵。貴州學政洪亮吉專程到黔西看望他,他也不忘興教辦學之事,希望洪亮吉為貴州的教育事業竟心盡力,力爭朝廷的關注和支持。
恭勤賢良 百世留芳
李世傑從一名“捐例”小官到封疆大吏,一品重臣,他非科舉正途入仕,卻能政績卓著,受民眾擁戴和朝廷重用,在乾隆年間的封疆大臣中實屬少見。他仕而後學,兼資文武,政績卓然,在清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。《郎潛紀聞》曰:“黔西李漢三世傑,以巡檢至兵部尚書;廣順劉鬆齊清,以拔貢至總兵;鬆桃楊誠村芳,以吏員取通侯,並天挺異才,兼資文武,皆不由科目進身,時稱黔中三奇男”。
他每到一地做官,都以民為本,重調查研究,實行一係列順乎民意,深得民心的治理措施。他恪盡職守,為政清廉,懲腐治貪決不手軟。當他在鎮江離任時,沿途百姓灑淚相送,稱他為“李青天”。在清代,有史學家把他比喻為漢朝名吏“仇覽”、“朱邑”和西周賢相“召伯、甘棠”。
乾隆59(1794)年,李世傑因病在黔西逝世,前來吊唁者絡繹不絕。乾隆帝諭表“殊堪軫惜”,賜諡“恭勤”並榮封三代,祖、父考妣皆享其殊榮。乾隆帝還書禦祭文紀念他一生的功績,稱讚他為“精良綜事之材”,“重清白愛民之選。苟勤儉以奉,克矢誌於冰霜”,“才稱敏練,性本公廉”……對他一生為官的政績德操作了很高的評價。乾隆60年,經貴州巡撫馮光熊奏請,入祀賢良詞。
李世傑留下的遺著有《世傑奏議》、《家山紀事詩》、《南征草》及幾篇序記,可惜大都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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